高丽和辽宋在当时是什么关系?

宋朝各代皇帝都曾经有收复燕云失地的打算。从宋太宗对辽国的三次亲征,到宋神宗“联丽制辽”的设想。到了宋徽宗时期,针对辽国内矛盾的加剧,宋徽宗收复燕云失地的计划开始付诸实践,其表现主要有两个举动,一是与金人订立海上之盟,二是对高丽的推恩外交。1110年六月(宋徽宗大观四年,高丽睿宗五年,北宋派遣王襄、张邦昌出使高丽。

高丽睿宗在会庆殿接受了宋朝的诏书。在这次出使中,宋徽宗给高丽王带来一份密诏。内容如下:“皇帝明见万里,谅王忠悟之诚,欲加恩数,闻王已受北朝册命,南北两朝通好百年,义同兄弟,故不复册王。但今去诏,已去‘权’字,即是宠王以真王之礼……“这份《皇帝密诏》,是宋徽宗御笔亲制。张邦昌在传达这份密诏时,还特别交代:“北朝必无如此礼数。

文王、肃王亦不曾有此等恩。”希望“他日归奏……请王益驾诚,敬以答圣恩”。这份密诏与以往宋朝给高丽的外交文书的不同之处有两点:一是首次确认高丽与宋朝是兄弟之国,这在过去的任何皇帝和任何朝代都没有出现过,而且这种变化不是简单的礼节变化,而是两国关系质的变化;二是在给高丽王的诏书中,过去一般写为“权知……”等,如宋太宗太平兴国八年(983年)三月的《册封诏书》中就有“宜颁命德之文,权知高丽国事王治”的字样。

所谓“权”就是“暂时”“代替”之意,而现在宋徽宗提出去掉“权”字,这也标志着宋丽关系的升级。设想一下,这是否是宋徽宗因为长期不给高丽册封临时作出的礼节性的表示呢?笔者认为,从这份密诏的内容以及围绕密诏开展的一系列外交活动,说明宋徽宗的做法绝不是顺水人情,而是精心谋划的外交举动。首先,张邦昌在传达《皇帝密诏》时,希望高丽王能“骂诚敬以答圣恩”,这实际上是要求高丽王能就此表态,而且态度要“诚”“敬”。

其次,在宋朝国内宋徽宗也作出了一系列相应的调整和改变。其中包括把高丽来宋的使节改为国信使,并由枢密院接待,将“引伴、押伴官”改为“接送馆伴”,将原本与西夏相同的接待规格升为在西夏上,包括赐以《大蔑燕乐》。所有这些都是从外交规格上将高丽升格为与辽、宋朝平等的位置。《宋史》记载:“政和中,升其使为国信,礼在夏国上,与辽人皆隶枢密院;改引伴、押伴官为接送馆伴;赐以《大蔑燕乐》、透豆、簠簋、尊罄等器,至宴使者于睿谟殿中。

政和二年,改定武选新阶,乃诏客省、四方馆、引进司、东西上閤门所掌职务格法,并令尚书省具上。又诏高丽己称国信,改隶客省。”宋徽宗在此时为什么会抛出《皇帝密诏》并作出许多外交调整呢?他是在争取灭辽的力量,希望用这样的推恩将髙丽拉到灭辽的大军中。对宋徽宗的心理,高丽人还是看得清楚的,但高丽又不想得罪任何国家——无论是宋还是辽,还是后来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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