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廷的主要税赋还是来自农业税，但在张居正“万历新政”之前，多以实物缴纳，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大大减轻了农民负担。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到了明朝中叶，原来严格的矿禁逐渐放松，各省很快出现了许多私人开采的矿山。在万历皇帝中后期，万历皇帝耗光了张居正手上原来丰盈的国库，再加上“万历三大征”，平定播州杨应龙叛乱和两次抗日援朝都耗费了大量军费，再加上万历中后期北京皇宫乾清宫和坤宁宫等宫殿接连毁于火灾，修复工作都需要耗费大量银两。
而此时户部财政已然捉襟见肘，拿不出来太仓银。于是，万历皇帝把目光投向了南方省份的私人矿山。接下来回答第一个问题，群臣之所以反对万历皇帝征收矿税，既有出于公心也有自己的小算盘，这与科举出身的大臣内心的两面性密不可分。归纳下来，大致有以下方面：一是征收得来的矿税流向了皇帝的内库，万历皇帝向南方多省派出了征税太监，所得矿税没有上缴户部太仓，而是充作了皇帝的内库，也就是小金库。
这当然激起了对国库空虚感到不满的大臣们的抗议和反对。二是派驻征税太监在各省肆意妄为，横征暴敛，激发了民愤。由于征税太监对当地有较大的自主权，很多太监借机勒索敲诈，他们可能随便指了一套房子，就说下面有矿山，需要征收，迫使对方破财消灾，此外，太监们也借机贪腐应上缴的矿税。有数据显示，万历20多年征收的矿税不过600多万两，仅抗日援朝就耗费700多万两，相当一部分钱都被层层贪腐了。
三是征收矿税触及了大臣特别是东林党人的切身利益。科举出身的文人既有对崇高道德有追求，又会利用一切机会贪腐，具有两面性。私人开矿要顺利稳妥，必然要笼络当地官员进而打点京官们，甚至有些矿山本来就是由各级官员开设的，万历皇帝派出太监征税，大臣往往以与民争利为由反对，其实自己大都心里有“小九九”，征税也触及了他们自己的切身利益。
为什么东林党将“矿税”当成暴政坚决反对？以及现在一些文章还认为明朝不应该征收矿税？
东林党人用现代恰当的语言来评价就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清代有矿税也不低，现在世界各国都有矿产资源税。目前世界各国都有矿产资源税，国土之上出产的东西一般国家都要征税，有些重要的物资如石油、各种矿产有时是一个国家主要财政收入，譬如沙特、科威特、俄罗斯等国家。假如按照矿产不收税，这些国家的财政收入少的可怜，维持国家运转都挺困难的，难道要让开采矿山的民众和商人不交税？这不是滑天下之大稽！清朝的矿山税也是由重到轻，然后转重这样一个收税模式，国家有战事或者财政紧张时收税就重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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