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考量，万历皇帝派遣宦官收矿山税主要有两大目的，战争需要钱，修复宫殿更需要钱。（古代记载的矿山开采图）万历派遣矿监税动了谁的奶酪？首先，修编《明史》的这批人大都是投降之后的明朝官员修编的，而且有相当一部分人东林党以及其他明朝党别的大臣，当然他们带有明显的标签性、政治取向性，说万历皇帝派遣矿监税使征收税务是暴政还算是轻的。
明朝结党乱政结的是私党，或为一小片区域的官员，或为一省的官员，他们心里想的总是自己团伙那点东西，把大明朝的整体都抛弃了，明显的是舍大家顾小家，这已经是历史铁的事实了。东林党是其中最大的一股政治力量，对明朝败亡的破坏性最大，已经有很多人揭露了他们的本质。《明史纪事本末》是明末清初谷应泰所做，其中有《矿山之弊》专门叙述了万历皇帝收矿山税的经过和评价。
逮至万历二十四年，张位主谋，仲春建策，而矿税始起。于是命张忠往山西，曹金往两浙，赵钦往陕西，陈增驻山东，高き领福建，杨荣办云南，丘乘云驻四川，李敬摄广东，郝隆、刘朝用采池州，陈奉领湖广，鲁坤开彰德、卫辉，大杂出，诸道纷然。（《明史纪事本末》之《矿山之弊》）矿监税使在民间征税达到200万两白银，引起的后果也比较严重，于是乎停止了矿监税使的派遣。
逮至三十三年，而税归有司，矿使停罢，轮台之悔，不亦晚乎！（《矿山之弊》）也即是起始于万历24年，截止于万历33年。在《明史》记载中，凡是赞成矿税征收的官员一律书面进行打击，凡是反对派遣征收矿山税的官员，尤其是受到惩处的官员都受到赞扬和同情。而且危言耸听的评价：1、其不亡者幸耳。2、明之亡实亡于神宗。（《明史纪事本末》）撰写《明史》、《明史纪事本末》的这些人大都是明朝的官员投降之后写的，带有明显的贬低意味。
万历皇帝派遣矿监税使到各地去，明显的是抢了各地地方收税官员的饭碗，地方上官员的贪腐的油水被宦官们占据了，自然这些官员心中“愤愤不平”，对派遣矿监税使一事极力反对。万历皇帝派遣的矿监税使主要针对的对象是开采矿山的普通人、手工业者、负责矿山的官员和商人，后两者和明朝的各级官员有着千丝万缕的利益关系，为了弥补自己的损失自然将损失转嫁到最底层的矿工和手工业者身上，也有大批的小商人遭受沉重打击。
（万历皇帝形象图）客观的评价万历皇帝征矿监税使应该是这样的：万历皇帝时期的明朝面临严重的财政危机，战争迫在眉睫。如何办才能影响最小，那就是拿手工业者、商人、开采矿山的人下手，这样可以取得更高的财政收益，牵扯的面又不广泛。于是乎，这些宦官们开始针对手工业者、商人进行比较凶狠的掠夺，等获得足够的财政收益之后，万历皇帝也就下令终止了。
万历皇帝派遣矿监税使是明显的对地方官员不信任，偷吃偷喝的太多了，把国家税收都弄到自己的腰包里去了。丢失了油水的各地地方官员自然不愿意，在明朝不敢说，投降了清朝时就把狐狸尾巴漏出来了，在史书之中大书特书万历皇帝的施政过失。按照当时明朝的国家政局来看，万历皇帝的选择无疑是非常正确的，动了一部分较为富有人的利益，以最小的代价，获取最高的收益，又不至于激起大的变故。
如果按照崇祯时期东林党的政治经济操作，让最贫困的百姓也负担重税赋，造成大规模的农民没饭吃，起义频频相比较，是高明了不止多少倍。（钱谦益像，东林党“大哥”级别人物，带头投降清朝）有些人总是片面的强调部分利益，而忽略整体利益，东林党人就是典型的精致利己主义者，丢失了既得利益之后，站在大义上评价别人，真要东林党执政时却亡了明朝。
中国古代为什么要抑商，他们不知道把土地分给三分之一的人，其他人从事工商业这样对国家好处更大吗？
我是萨沙，我来回答。古代重农抑商，是因为中国是自给自足的社会，不太需要商人。以普通农民为例，他们一年到头种地。当年并不存在化肥，肥料都是天然肥料，要农民自己去搞，不需要进城去买。当年的种子也不是购买的，是农民自己留下的种粮。由此，农民种地基本靠自己就足够了，不需要依靠别人。农民只需要一些诸如食盐、布料等等少数生活必需品，就足够了。
而这些必需品，不需要经常补充，一年赶集补充几次就行了。而这种日常生活用品的交易，也不需要太多商人，原则上连国家都可以供应。这种情况一直维持到满清末年。洋人当时将大量商品销售到中国，但中国人根本就不需要，也不稀罕。相反，洋人购买中国的丝绸、瓷器、茶叶等等花费了巨资，导致贸易严重逆差。这种情况下，洋人才将鸦片运到中国销售，打开中国自给自足的市场。
在当时统治者看来，既然人民可以自给自足，那么在国内重商毫无意义，只能导致物价波动，商人囤积物资而已。所以商人的地位很低，有钱但不受尊敬，而且直到清末都是官府的肥羊。一遇到打仗，就半借半抢的强迫商人给钱。胡雪岩就是这样损失了巨额资金，元气大伤。不过，中国对外商贸还是不错的。著名的宋代，海外贸易的税收非常巨大，与宋代有直接或间接海贸往来的国家或地区，从唐代的三十余个增至六十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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