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有钱有闲的人家，才能时不时拿出糖梅待客，穷门小户能端出两盘米花、沙壅，已经很有面子了。屈老夫子在《广东新语》里津津乐道的茶素，说起来也没多少，就算把老夫子列举的应节点心，比如端午粽子、重阳糕、冬至汤圆以及粉果之类，都加进茶素的行列（按老夫子的说法，这些点心都可佐茶，与茶素相杂而行），与现在琳琅满目的茶点比起来，也是小巫见大巫。
以屈老夫子的吃货本色，绝不会把当时好吃的东西遮着藏着，必要一样样说出来才罢休。那么，老广州琳琅满目的茶点到底是如何演变而来的呢？且让我们穿越到清末的茶居和茶楼看一看。二厘馆劳作阶层乐土 油条粉面管饱在今天的广州城，随便找个粤菜馆，就可以从早茶开始，一直喝到夜茶散场，直落午餐或直落晚餐，也随你选，都能保证宾主尽欢。
不过，若我们想当然地认为广州城里几百多年来一直是这样，那可就大错特错了。其实，在清代，广州最早出现的不是茶楼，而是茶摊。光绪年间，著名文人徐曾在其笔记《清稗类钞》中写道，他见到广州街头有一些杂货铺兼作茶水生意，卖得最多的是“王大吉凉茶”，还有正气茅根水、罗浮云雾茶，店里不设座位，行人站着喝茶，喝完走人，这种模式，跟现在的凉茶铺一模一样。
其实，若说现在的凉茶铺是从当年的茶摊发展起来的，倒也颇符合逻辑呢。继茶摊之后，广州街头又出现了简易版的茶馆。根据相关文献的记载，大概是咸丰同治年间的事，这种简易茶馆一般开在窄小街巷或码头附近的平房铺面内，陈设十分简陋，店内摆上木台木凳，门口挂一个招牌，上面写上某某“茶话”。这里的茶价十分便宜，每人茶位费只需二厘（当时一角银币折合70多厘），故此才得名“二厘馆”。
茶价如此便宜，自然没有好茶，各家“二厘馆”泡茶用的多是碎茶叶甚至茶叶渣子。不过，“二厘馆”的客人大多是码头苦力、黄包车夫、泥瓦匠之类，他们不过是图一个歇脚解乏的地方，并不讲究茶好茶坏。除了卖茶，“二厘馆”也卖点心，唱主角的是沙河粉，此外还有油条大包子之类。20世纪初，有一北方文人来到广州，起初对看上去油腻腻脏兮兮的“二厘馆”望而却步，等鼓起勇气进去，要了点东西尝了尝，才发现味道真不错；再仔细一问，附近的黄包车夫泥瓦匠，对哪家“二厘馆”的点心味道好，哪家味道马马虎虎，都门儿清。
寿命长久的“二厘馆”，就算只做粉面、油条、包子之类，也总有一两手绝活，让人吃了还想吃。所谓“食在广州”，连最便宜的“二厘馆”也不例外。有意思的是，百多年前的“二厘馆”，狭窄的厨房是一律设在门口的，油条、大包就堆在窗口，客人一望便知，想吃啥就叫啥。据文献记载，今天遍布街头的粥粉面店的“祖宗”，就是当年的二厘馆，如今，它们大多还是这样的布局，可见保留了“二厘馆”的遗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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