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咸通以来,‘蛮’(南诏)两陷安南,一入黔中,四犯西川,征兵运粮,天下疲弊,逾十五年。租赋太半不入京师,三使(度支、户部、盐铁,谓之三使)内库由兹空竭”(《资治通鉴》唐广明元年)。南诏的扰边,成为唐末农民大起义发生的重要背景之一。南诏自蒙嵯巅专政以来,由于对外攻掠的需要,“男子十五以下悉发,妇耕以饷军”(《新唐书·南诏传》。
使南诏贵族在战争中集积了大量财富,南诏的自由民阶层则急剧分化,一部分人上升为富裕的统治阶级,一部分人破产下降。南诏社会的阶级变化,也反映到统治阶级上层,在南诏主世隆时期,大将段宗膀杀摄政蒙嵯颠,南诏权力落入段氏手里。公元 897 年(唐昭宗乾宁四年),南诏主隆舜又为其下所杀,子舜化真立。公元 902 年（唐昭宗天复二年）,舜化真病死,子幼,南诏大臣郑买嗣秉国政。
唐与南诏的天宝战争失败的原因是什么？
唐玄宗时期的天宝南诏战争是大唐建立以来损失最大的一次战争，也是安史之乱与吐蕃入侵的预演，是盛唐终结的先兆。当时的盛唐，貌似强大繁荣，但整个国家顶层战略决策体系已经失去效用，大唐近乎脑死亡状态。从李隆基到杨国忠，错误的发动了这场与南诏的战争。与南诏的战争，大唐再怎么强大，也是两个国家间的外交事务，战争必须是在其他政治手段都已经失效之后才能采取的措施。
尤其是南诏一直对大唐友好，本身也是在大唐支持下才得以统一，是大唐对抗吐蕃的最佳盟友。（南诏的统一是在李隆基开元二十六年批准下完成的，当时的剑南节度使王昱，是接受了南诏王的贿赂才提出了这个建议，这本身就是个错误。）但天宝时期，皇帝李隆基已经沉迷于求仙问道、梨园戏曲以及杨玉环的温柔之乡当中。三十余年的最高统治者经历让他丝毫没有了危机感，他认为周边环绕的杨国忠、高力士等人将对他忠诚一生，完全可以把国家的一些小事情托付给他们处理。
对于李隆基来说，南诏也是小事儿之一。而杨国忠是站在之前掌权的宰相李林甫尸体上独掌的大权，他知道自己的全部权力都来自李隆基，他也担心会有其他人会威胁到他的地位。因此，本身能力不足的杨国忠，一方面全心全意去办理李隆基交办的全部事务，务必让李隆基满意；另一方面要找到李隆基新的兴奋点，让李隆基有意外惊喜。于是，杨国忠就把主意打到了军功上面。
用白居易诗来说，就是“欲求恩幸立边功”。当时的大唐，河北一带在反复镇压契丹、奚族叛乱，是获得军功的最佳地点。但安禄山在河北，杨国忠是要树立与安禄山不合的政治形象，因此不能从这个区域入手；西域主要是对抗吐蕃和回纥，吐蕃比较强大，回纥比较友善，也不好下手；而西南的南诏，大小正合适，还紧靠着杨国忠起家的蜀中，蜀中不少地方官都是杨国忠推荐任命的，包括当时最高军事长官、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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