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为何到了宋朝还要采用笏板，而不是用更轻便的纸张代替，也是有其历史传承因素的。其实上文已经提及过，朝笏最初诞生于商朝，其材质通常是竹子或木板。随着时间的推移，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史书中才给出它的真实面貌，据《礼记》记载“笏长两尺六寸，中宽三寸”（约合长五十厘米，宽十厘米）。到了唐朝时期，随着中日的密切往来，朝笏也逐渐走出国门，漂洋过海来到这片从未踏足的岛国。
即使是在当今日本影视剧中，也仍能见到它的身影，比如在宫崎骏的动漫电影《千与千寻》中就有相关场景:当千寻进入另一个世界后，见到夜晚天神乘船过河吃饭，而他们手中所持握的物件正是朝笏。随后的几百年间，朝笏也仍然作为官员们的办公用具，频繁现身于庙堂之上，即使是到了君主集权高度发达的明朝，我们同样也可以从吴晗的 《朱元璋传》中窥见一斑:“ 元璋不理会，仕鲁着急，闹起迂脾气，当面交还朝笏，要告休回家。
”可见作为一个过渡期而存在的宋朝，继承前代的传统也就不难理解了。此外，朝笏除了办公用品的身份，更重要还是权力的象征，不同材质的朝笏正是对官员等级的反映。其实最初的一段时间，由于礼仪制度尚未规范，因此君主并不太注重朝笏的形式。作为朝野上常见的物件，大臣们也是这次上朝用完后，下次就换一块。但随着君主权力的不断加强和各种礼仪制度的规范，朝笏的作用也就不再单单局限于记录工具了，慢慢纳入了礼仪制度的规范中。
官员在上朝时除了要穿戴整齐，还要依据自己官职的大小持握不同材质的朝笏。对此，每个朝代都对朝笏材质对应的等级做了明确的规定。如在唐代的时候，一品到五品官员都拥有一个朝笏，为象牙材质，也称为玉板，六品以下的官员拿的是竹木做的笏；到了宋朝，朝笏沿袭唐制，仍旧只有五品官以上的官员才有资格用象笏，而六品以下的官员则只能用竹笏；当发展到明朝的时候，五品以下的官员已经可以不用持笏上朝了；到了清朝，由于满族统治者在马背上待习惯了，现在突然让他们拿着笏板确实有点难以适应，况且在满族以往的传统中也并没有持笏上朝的习惯，所以更倾向在上朝时凝视皇帝的他们就选择了废除朝笏，自此朝笏也就退出了历史舞台。
当然，笏板的持有者也不仅仅局限于朝野上的文武百官，同样也可以是民间的道士。他们用的是玉板或者是象牙板。道士们所叩拜的玉皇大帝是他们认为的“三界至尊”，一些高级道士在法会上会手持笏板，就像古代大臣朝见皇帝。如当今的日本在举行法会时，仍旧沿用我国的笏板文化，他们国家男女道士都可以使用笏板。此外礼仪制度也对形状做出了相关规定，三品以上的笏前拙后直，五品以上前拙后屈，后又改为上圆下方。
宋朝时长江中下游地区广泛使用的一种拔秧工具是什么？
之前，在电视上看到三农大型歌舞欣赏中，有一群人骑着一个很古怪的东西，手中拿着“秧苗”，随着音乐有节奏的摆出各种姿势。这个“古怪的东西”就叫做“秧马”。秧马具体是谁发明的，什么时候第一次出现无从考证，但是在北宋时期开始被大量使用，一时名声大噪。宋代苏轼的《秧马歌序》对“秧马”进行了细致的介绍并赞美，足见这种广泛使用的用于插秧和拔秧的工具对农业生产的创造性改进受世人欢迎。
予昔游武昌，见农夫皆骑秧马。以榆枣为腹，欲其滑；以楸桐为背，欲其轻；腹如小舟，昂其首尾；背如复瓦，以便两髀。雀跃于泥中，系束藁其首以缚秧，日行千畦。苏轼曾经到过武昌，看到当地农夫都骑着“秧马”在田间作业。这个秧马底部以枣木或榆木而制，以便于在地上滑行，上部以揪木或桐木而制，使得工具达到轻便的效果。船头放置秧苗，农夫用双脚将秧马向后滑行，逐一放置秧苗；拔秧时则在滑行过程中将秧苗放置在秧马后仓。
当地农夫使用秧马进行作业，效率提高了许多——较之伛偻而作者，劳佚相绝使用秧马作业，相比弯腰拔秧的人，劳累和舒适度有很大的差异。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是无穷的，在从事农业生产的过程中，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总是用最简单而行之有效的解决办法，而“秧马”就是出于这个原因而诞生的智慧的结晶。（民间流传下来的秧马）秧马属于“较大型”的发明，而为了应对农业生产中遇到的烦恼，宋朝时当地人还发明了一种叫“耘爪”的辅助工具，用竹管做成手掌形状，套在手指上，以避免手指直接与田土接触，减少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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