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局不稳，要想自保就要发动一场自我保卫战，把神宗皇帝拉下水，只要坐实了某些保守派对皇帝、朝廷不满、怨恨的实据，就不怕整不倒、整不垮这些政敌。因此说“乌台诗案”是利益集团的竞争，李定他们也是害怕王安石去职后，另一个反动派司马光再上位，这样就危险了，借乌台诗案把这些人整到底。这些御史学到了当初沈括嫁祸苏东坡诗句的方法。
从直率、善良的苏东坡下手找出破绽，然后，嗯……倒霉的苏东坡，祸从天降，做了新旧政斗争中的“代罪羊”。于是，元丰二年（1079年）六月二十七日，由监察御史何正臣率先发难，上札论苏轼到湖州任谢上表中，“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指责为“愚弄朝廷，妄自尊大”。又说：“一有水旱之灾，盗贼之变，轼必倡言归咎新法，这是污蔑朝廷。
”接着，监察御史里行的舒亶，上札说：“臣伏见湖州苏轼进谢上表，有讥切时事之言。流俗翕然，争相传诵，忠义之士，无不愤惋。”苏东坡这是惹着“窝狗子”了，贼咬一口入骨三分，群起而攻之，苏东坡有多受伤啊！舒亶是浙江慈溪人，治平二年进士，开始时只是一个县尉，后被张商英推荐，才得提拔。可他又反过来举报张商英的私事，以致张商英由中书检正降职处分。
凡是踩着别人上位的都应该是“小人”。舒亶因此被士大夫所不耻。紧接着，御史中丞李定对苏东坡又致命一击，打出了御史们针对保守派的“组合拳”。李定，本是王安石一手提拔起来的新政派，开始的时候欲让他做个谏官，那时候的王安石可是一手遮天的宰相，安排个人给闹着玩似的。可后来被人检举，母亲仇氏去世后密不报丧。这在封建王朝可是大不敬之过。
司马光说他“禽兽不如”。也主要是借他之过攻击王安石的新法而已。本来苏轼与李定没有什么个人恩怨，苏轼曾经为祝贺朱寿昌得母，而做诗：“感君离合我酸心，此事今无古或闻”句，有含沙射影，暗讽李定之嫌。又是“诗”惹得祸，苏轼你这烂“笔杆子”咋这么不消停呢！李定欲治苏轼死地而后快，他于这年的七月三日上奏，声言苏轼犯有四大该杀之罪。
他诋毁苏轼说：“苏轼初无学术，滥得时名，偶中异科，遂叨儒馆。”贬低苏东坡的学问，这显然是小人行径，这样一来把上至皇帝下至“苏粉”不是都得罪了吗？苏东坡的学问是有目共睹的。像是苏轼这样一个无能侥进之辈，却动辄毁谤朝政，陛下宽宏大量，不予论罪，他却怙终不悔，此该杀者一；不仅不知悔改，而且傲悖之语，日闻中外，此该杀二；蛊惑人心，不循陛下之化，此该杀者三；肆其愤心，公为诋訾，明知故犯，此该杀者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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