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同时必须考虑到每户应该不止出一兵、一吏，将十万甲士、四万吏员视为十四万户是没有依据的。因此认为士卒数比兵户人口为1比3。5到3。86应不为过。吏户与兵户政治地位、经济地位相仿，则其比值应不会有较大差异。那么取较小值3。5则兵户、吏户人口数约五十万（497。000）。 对于屯田导致人口隐匿问题，从全国看是十分显著的，前文引王氏数据：废除屯田制后，全国户数增加67%，口数增加110。
7%。但是必须考虑到的是，蜀国在东汉末年并没有遭受大规模的战乱，本地的世家豪族并没有像中原地区那样大规模流亡。因此蜀国的土地并没有像魏国那样出现大量抛荒，被军阀控制进而成为屯田制推行的基础。从现有史料来看，蜀国较成规模的屯田均出现在与魏国交界的前线地区，其政治统属模糊，不仅很难统计，事实上其对蜀国人口的实际影响也十分微弱。
因此仅就蜀国人口的推算而论，屯田人口的计算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那么最后需要考虑的就是豪强地主的萌户问题。对于萌户的数量也史无明文。王氏依李剑农所论“盖依附私家为私家之部曲佃客，不列入国家编户者，当数倍已登记之户口。”认为萌户数量应在编户两倍以上，即户294。6万，口1534。4万。葛氏对此颇不以为然。
认为王氏仅以近人论断妄下结论，不仅于史无征，同时也缺乏合理分析。那么萌户数量究竟应为多少呢？显然也是难以下定论的。王氏对于三国人口的分析十分详细，尤其对于其中存在隐匿的环节都有详尽的论述。但其与具体数据则过于随意甚至武断，考虑到史料的匮乏此亦不得已而为之。因此王氏的分析仍具参考价值。葛氏在其《中国人口史》中推论三国总人口下限应为三千万。
书中同时列举了王氏所推测三国时期总人口数据（单位：万）：编户，户147。3，口767。2；萌户，户294。6，口1534。4；屯田户，户98。6，口849。1；兵户，户83。2，口357。8；吏户，户19。7，口98。5；少数民族，36。7，口191。8；总计户680。1，口3798。8（注16）。其数据葛氏认为过高。
如仔细分析葛氏对于王氏数据的讨论，则上述数据中，兵户、吏户依前文修订为1：3。5，则口数合计360。15。屯田数王氏依据晋初废止屯田制时新增人口数得出，但葛氏认为新增人口实际包括对萌户加强控制而纳入编户的人口。因此将其调降至750应不为过。综合上述分析，则王氏所列三国总人口修正为：3603。55。较葛氏估计仍多出600。
但如果认为萌户人口与编户人口相当，则其人口低至2836。35。不仅低于葛氏推估的三国人口下限，同时也不符合时人对于萌户盛于一时的记载。因此将萌户数量调低至编户的1。5倍，则推估人口为3219。95，与葛氏推估就出入不大了。那么以此来推算蜀国萌户则为141。 综合上述分析我们得出结论，蜀国人口应为编户九十四万加兵户、吏户四十九万七千加萌户一百四十一万，总计二八十四点七万，约三百万人口，占三国总人口约十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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