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西方先进文明的入侵，制度的先进性更符合时代发展的要求。对于一个行业，建立权责分明的现代管理制度显然更有利于行业的发展。固守传统文化的另一个缺陷就是保守，以自我为中心盲目排外。19世纪末20世纪初，外国资本大量进入中国市场，外资银行在中国广泛设立，深居山西偏远之地的掌权派们，并不了解世界的巨大变化，更谈不上学习外国银行先进的制度、经营理念和管理方式了。
乔致庸的汇通天下1905年，“慈禧新政”实施，中国首家国家银行--大清银行成立，并发行了纸币，逐渐取代了白银作为流通货币的地位。也就是说，票号业最原始的作用被剥夺了。1911年辛亥革命，清政府也亡了，官商结合的经营模式也划上了句号，清政府所债的巨款民国也不认，谁赔？票号自己吃掉。在历史巨变的过程中，晋商帮没有再次经得起时代的考验，抓住时代发展的命脉实现再一次的转型，称雄商界500余年的一代商帮就这样被挤出了商界巨头的行列。
明朝时期的“晋商资敌”是真的吗？
在中国商人成不了大气候，能成气候的都是在朝堂有后台的官商，就便是如此，一旦要舍弃这些扶持起来的商人也是轻而易举的事儿。所以你说“晋商资敌”？我也不是看不起晋商，就是觉得他们没这个能力。（煤山上的崇祯）一般人说起“晋商资敌”基本都是指晋商在张家口和后金的走私贸易，认为在这种经由蒙古的走私贸易中为后金提供了大量的战略物资，以及情报，然而，实际上不管是明朝还是清朝的历史档案都没找到晋商大规模资敌的证据。
能说得上来的，就一个《万全县志》上的记载：八家商人者，皆山右人，明末时以贸易来张家口，曰：王登辉、靳良玉、范永斗、王大宇、梁嘉宾、田生兰、翟堂、黄云发。本朝龙兴辽左，遣人来口贸易，皆此八家主之。定鼎后，承召人都，宴便殿，蒙赐上方服馔。自是每年办进皮张，交内务府广储司。其后嗣今多不振，惟范氏因北运一役，囧卿屡蒙恩张家口是一个明朝与蒙古进行贸易的地点，从明朝中后期开始，蒙古与明朝有一段比较长的和平时期，“封贡互市”，张家口就是“互市”的地点之一。
这个地方是官办的贸易点，理论上来说，经由官方允许的商人都能来此进行交易，也有官员在这里监督。在这种地方，一般的商人都是弱势群体，他们必然会面临的局面就是层层盘剥，更不要说大规模的走私战略物资了。所以，实际上也是如此，真正资敌的也不是晋商，而是明朝那些“二五仔”官员。晋商或许在其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比如掮客，但是作用绝对没有后人想象中的鼎定乾坤那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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