滂时浸俗,盛于国朝,两都并荆俞间,以为比屋之饮。时有群猪来饮,直接去上,便共饮之。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闻于鲁周公,齐有晏婴,汉有杨雄、司马相如,吴有韦曜,晋有刘琨、张载、远祖纳、谢安、左思之徒,皆饮焉。战国时,爱国诗人屈原的《楚辞.离骚》中,有“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之句。

陆羽是唐代茶圣么?

中国的茶文化博大精深,而近年来探索茶文化的人也是越来越多。中国的茶文化是在饮茶的活动过程中渐渐形成的文化特征,中国人喜欢将道放在嘴边,认为道蕴含世间万物,乃至高无上的精神追求;而茶在这千百年来的过程中,人们通过沏茶、赏茶、闻茶、饮茶、品茶等程序将其与道家无为文化,儒家中庸文化,佛家禅机文化等思想糅合渗透其中形成茶道,意图通过茶来培养修炼自己的精神道德。

而一个人的精神素养离不开一个“礼”字,于是茶道又成为一种调剂品来协调人际关系,以此沟通彼此的情感交流,这便为什么会有以茶会友,以茶雅志等人际活动。长久以往,这也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茶文化精神。而将这种文化发扬光大的就是唐代“茶圣”陆羽。中国是茶的故乡,也是茶文化的发源地。中国人喝茶,据说始于神农时代,闻于鲁周公,兴于唐朝。

这一说法出自于唐朝陆羽所著作的《茶经-六之饮》。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闻于鲁周公,齐有晏婴,汉有杨雄、司马相如,吴有韦曜,晋有刘琨、张载、远祖纳、谢安、左思之徒,皆饮焉。滂时浸俗,盛于国朝,两都并荆俞间,以为比屋之饮。在唐代陆羽之前并没有“茶”字,而是以“荼”【tu】来称呼。可是因为“荼”字并不是单一的代表“茶”,还有别的意思。

于是陆羽为了一个专门单指茶叶的词语,便在“荼”字减掉了一横,创造了“茶”字。当然茶不仅仅只有茶这么一个单一的名字,在陆羽的《茶经》一之源中记载:其名一曰茶,二曰槚,三曰蔎,四曰茗,五曰荈。在古代史料中,有关茶的名称很多,这皆因中国地大物博,民族众多,因而在语言和文字上也是异态纷呈,对同一物有多种称呼,对同一称呼又有多种写法。

否则秦始皇也不会废弃六国文字,统一文字。到了唐代时,陆羽将先人饮茶的历史和文化进行总结著作了《茶经》,将茶发扬光大,使茶的音、形、义趋于统一,令“茶”的字形得于确立,一直到今天。陆羽所著的《茶经》是中国乃至世界现存最早、最完整、最全面介绍茶的第一部专著,被世人誉为茶叶百科全书。此书是关于茶叶生产的历史、源流、现状、生产技术以及饮茶技艺、茶道原理的综合性论著,是划时代的茶学专著,精辟阐述茶文化的书。

将普通茶事升格为一种美妙的文化艺能,推动了中国茶文化的发展。文学方面说到《茶经》世人皆以为陆羽的标签名词就是“茶圣、茶仙、茶神”等称号。其实陆羽被尊为“茶圣”,基本是在他逝世以后,后人为了纪念他对茶的贡献。陆羽在茶学以外还有其他方面的学术成就,虽然他生前著作了《茶经》,或许大家会形成一种他在当时的社会地位是以“茶学”而闻名。

但其实不是的,陆羽在当时更多的是以文人的身份为大众所得知。可以说陆羽是先以文人出现在文坛上崭露头角,之后才著作了《茶经》一书。在陆羽自己写的自传中记载:天宝五年李齐物贬官竟陵时,陆羽还身在伶界,被李齐物发现后,才弃伶到"火门山邹夫子墅"读书。但至十一年崔国辅谪任竟陵司马时,陆羽便学成名遂,文冠一邑了。

据记载,崔国辅到竟陵以后,与陆羽"游处凡三年","谑谈永日",并把他们唱和的诗还汇刊成集。两人分别时,崔国辅特地将自己爱惜的白驴与乌犎牛各一头,以及一枚文槐书套赠送给陆羽作为坐骑与收藏。崔国辅其人据载,在贬竟陵前一年,杜甫献《三大礼赋》,唐玄宗奇其才,诏试文章,命崔国辅、于休烈为试文之官。崔国辅以诗词尤其是以古诗见长。

《河岳英灵集》载:崔国辅的诗"婉娈清楚,深宜讽咏,乐府短章,古人不及也。"陆羽与崔国辅游处三年,不但名声由崔而更加显要,同时也从崔国辅身上,显然进一步学到了不少学问。陆羽为了创作《茶经》,曾跋山涉水,以茶民为友,以茶叶为伴,遍游了江苏苏州、无锡、南京、丹阳、宜兴和浙江的长兴、杭州和绍兴嵊县等地实地考察,以后又到江西上饶。

茶叶采制、饮用和茶事深入研究和实践,因而积累了丰富的茶事知识与资料充实对《茶经》的著作。唐肃宗至德初年,当时陆羽初到江南,结识了吴兴皎然和尚,皎然俗姓谢,是南朝谢灵运的十世孙。二人相识之后,结为忘年之交,结谊凡四十余年,直至相继去世。皎然长年隐居湖州杼山妙喜寺,但"隐心不隐迹",与当时的名僧高士、权贵显要有着广泛的联系,这自然拓展了陆羽的交友范围和视野思路。

陆羽在妙喜寺内居住多年,收集整理茶事资料,后又是在皎然的帮助下,"结庐苕溪之滨,闭门对书",开始了《茶经》的写作。陆羽能与名满天下的诗人崔国辅、诗僧皎然结交,可见在文坛上是有地位的。在文学上,陆羽编著过《君臣契》三卷、《源解》三十卷、《江表四姓谱》八卷、《南北人物志》十卷、《吴兴历官志》三卷和《湖州刺史记》一卷等一些史学著作。

在地理方面,陆羽在流寓浙西期间,为湖州、无锡、苏州和杭州,曾编写了《吴兴记》、《吴兴图经》、《慧山记》、《虎丘山记》、《灵隐天竺二寺记》、《武林山记》等多种地志和山志,这说明他对地方史志的学问也是极有研究的。在诗词方面,陆羽也很善于写诗,但其诗作目前世上存留的只有两首。六羡歌: 不羡黄金罍,不羡白玉杯。

不羡朝入省,不羡暮入台。千羡万羡西江水,曾向竟陵城下来。会稽东小山: 月色寒潮入剡溪,青猿叫断绿林西。 昔人已逐东流去,空见年年江草齐。在自传中,陆羽还提及他在安史之乱时,眼见国家陷入战争中,百姓流离失所,感到悲伤写了一首《四悲诗》;之后刘展割江淮地区造反,陆羽又痛心疾首作了一首《天之未明赋》。陆羽不但在撰写《茶经》以前,就以文人著名,就是在《茶经》风誉全国以后,以至在陆羽的后期或晚年,他还是以文人称著于世。

而且据权德舆所记,陆羽从信州(今江西上饶)移居洪州(今南昌)时,"凡所至之邦,必千骑郊劳,五浆先辣";后来由南昌赴湖南时,"不惮征路遥,定缘宾礼重。新知折柳赠,旧侣乘篮送"。陆羽所到一处,每离一地,都得到群众和友朋的隆重迎送。社会上所以对陆羽有这样礼遇,也如权德舆所说,不是因为他茶学上的贡献,而是他"词艺卓异,为当时闻人",在文学上的地位使然。

我们可以从以上陆羽的经历来看,陆羽生前与死后是两种不同的形象,在他生前,比起他的茶学成就,他更以文学而出彩。而在他去世后,他的文学方面反而被《茶经》的成就所掩盖。陆羽将茶道文化传播到各个阶层,融入人民的日常生活之中,开启了一个茶的时代,正所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

中国的酒最早出现在什么朝代?

夏朝杜康酒河洛盆地南边是熊耳山脉,如今的鲁山,汝州,汝阳,伊川,嵩县附近,是黄帝部落有熊氏居住地方,夏朝时期大禹治水,在这里造福百姓,这里是夏朝时期的中心,太康继位,弟弟杜康管粮仓,夏朝时期气候湿润,雨水很多,一次杜康发现,粮仓被雨水泡过的粮食,底部有液体,而且液体美味,命名为(酒)酒祖杜康就是这样来的赫赫夏都二里头,鲁山仓颉造字也在这个部落河图洛书也在这里孟津的伏羲,。

魏晋时期的士大夫们宅在家里都干什么?

魏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乱世,黄巾起义、三国纷争,八王之乱、十六国混战......这三百多年的社会里充斥着战乱、饥馑、瘟疫和死亡,本来受儒家教义规束的文人在玄学、佛学思潮的冲击下,改变了士大夫的人生追求、生活习尚和价值观念,他们也开始探索一种符合人类本性的、返归自然的生活,吃药求仙、喝酒避世、聚会清谈等怪诞的行为充斥着士大夫们的精神生活,成为他们日常肥宅生活的消遣必备。

吃药求仙:怕死、吃保健品、求长生、增加生命长度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乱纷繁、瘟疫盛行导致许多人死亡,据学者考证,公元157年的一次人口普查统计,东汉人口达5600多万,一百多年以后,魏蜀吴三国的人口总数才760余万,还不及东汉时期的七分之一,而士大夫们面临这种社会困境,常常感受到人生短促生命脆弱、命运难卜,像是我们现在的老年人吃保健品,祛除白病,延年益寿一样。

魏晋名士也有保健品可吃,那就是——五石散。什么是五石散?据唐代医学家孙思邈的《千金翼方》记载,五石散的配方主要包括紫石英、白石英、赤石脂、钟乳石、石硫磺五种成分,但这种药却含有剧毒,魏晋至隋唐,导致很多人吃了这“仙药”就一命呜呼,可魏晋名士太怕死了,所以闲着没事就整日待在家里吃药。率先开启“吃保健品”之风的是曹操的养子何晏,据《世说新语·言语》记载:何平叔云:“服五石散,非唯治病,亦觉神明开朗。

鲁迅先生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将何晏称为“吃药的祖师”,其实一点都不夸张,何晏吃了这“保健品”之后,还给这“保健品”打广告说“吃了五石散,并不是光治病,能长寿,关键是吃了之后心里开朗了许多”!魏晋名士们在压抑的年代时常觉得悲伤难过,就好像我们现代的“抑郁症”一样,而何晏吃了这药觉得心情好多了,瞬间带动了许多名士争先效仿。

比如魏晋名士嵇康、阮籍、曹植、桓玄、裴秀、王羲之、谢安等豪门贵族都有过服药的经历。所以说,在没电没网的魏晋时期,不像我们看网剧、吃可比克、打游戏一样,而是手里拿着“保健品”,嘴里念叨着“让我长生不老吧!”这种肥宅生活,当属魏晋名士的风流趣事啦!喝酒避世:一醉解千愁,宣泄对黑暗统治者的不满纵览中国文学史上的著名诗人,他们多是“无酒不欢”,而借酒消愁者数不胜数,所以魏晋名士喝酒我们一点也不奇怪,但他们喝完酒后的言行举止,真的是十分怪诞。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竹林七贤”之一的刘伶,喝完酒之后开始“耍酒疯”,据《世说新语》记载:刘伶恒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在屋中,人见讥之。伶曰:“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裈衣。诸君何为入我裈中!”刘伶十分喜爱喝酒,曾酒后扬言说“哪天我要喝酒喝死了,就把我顺道埋了吧”!而这段记载更是凸显了刘伶的放荡不羁,说他喝了酒后经常在家赤裸身体,有人看见他这般模样,就开始责备她说:“我把天地当我的房子,把屋子当做我的衣裤,诸位为什么跑进我的裤子里来呢?”刘伶被称为“醉候”,他不满政治统治,虽在王戎府下做过参军,但却吃着朝廷的饭,不为朝廷做事,因此罢官,到了司马昭时期,受到统治者的举荐,而刘伶大胆的拒绝,他的这种行为被视为纵酒避世的典型。

若“散发裸程,闭室酣饮”是名士们宣泄情感的方式,那么与猪共饮也算得上一件奇葩事儿了。“竹林七贤”中阮籍的侄子阮咸就是凭借“喝酒出名”,而且就是和猪一起喝酒的那个,据记载:诸阮皆能饮酒,仲容至宗人间共集,不复用常杯斟酌,以大瓮盛酒,围坐,相向大酌。时有群猪来饮,直接去上,便共饮之。故事是说,阮氏家族都喜欢喝酒,有一次便召集亲朋好友一起喝酒,喝的上头之后就不用倒杯子里了,直接开始捧着酒瓮喝,喝得火热朝天时,正好碰见一群猪来了,就凑到酒瓮里吧唧吧唧喝起来,可阮氏家族们也没有驱赶这些猪,而是唤着猪一起喝酒!魏晋南北朝的士人多爱喝酒,但三国魏时期,名士喝酒多怀着壮志未酬的愁苦,而魏以后,尤其是是司马氏统治期间,社会政治十分黑暗,士人一方面害怕被司马氏暗杀,另一方面也不想跟着司马氏做事,便只能喝酒逃避,于是乎,喝酒也成了魏晋名士肥宅日常必备哦!聚会清谈:没了理想,还有诗和远方,以超越生死的眼光及时行乐前面我们说魏晋名士吃药、喝酒,这两种日常多属士人们遭遇社会黑暗后的逃避,是一种悲剧色调,而聚会清谈却是士人们活着活着想明白,人生就图一乐呵!特别是在玄释合流之后,他们想开了!这和现代人约会逛街十分相似,魏晋文人也开始开party、郊游、聊天了,用正经点的话说就是——清谈和郊游。

清谈就是明星在家开party,召集一些行业内的大咖,我们坐在一起喝点酒、吃点菜、聊会天。这种社交方式深受贵族阶层的喜爱,他们坐在一起经常探讨人生哲理问题,比如西晋有个名士叫阮修,他也是阮籍的侄子,也是一位有名的清谈大家,他喜爱谈鬼神,有一次他就给大家说:阮宣子论鬼神有无者。或以人死有鬼,宣子独以为无,曰:“今见鬼者,云着生时衣服,若人死有鬼,衣服复有鬼邪?”阮修其实不认同“有鬼”这一说,而且他有充分的理由,阮修说:“那些自称见过鬼的人,都说鬼穿的是活着时候的衣服,如果人死后有鬼,那难道衣服也有鬼吗?”这种睿智的推理判断能力,可以看出阮修的哲学思辨能力,稳妥的一个清谈大神啊!魏晋名士探讨生死是清谈话题之一,而郊游也是一种日常了,很多人都学过王羲之的《兰亭集序》,其实就是对清谈和郊游的介绍,序中写道: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

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王羲之出身于魏晋南北朝的贵族家庭,但他却无心做官,淡薄官情,在永和九年三月三日的兰亭会上,因为“修禊”聚集很多的名士,大家坐在一起喝酒嬉戏、谈玄名理、赋诗吟唱,过上了快活逍遥赛神仙的日子。

魏晋名士在看破政治黑暗之后,过上了身在官场心隐居的生活,忘却了官场的苟且生活,开始追求诗和远方,他们沉醉于清谈和郊游,在娱乐世界里洒脱快乐,可谓是冲破悲伤的束缚,走上了人生巅峰!结语魏晋名士不像现代人的生活,宅在家里的生活就是上网冲浪、追剧打call,点点外卖、逛逛淘宝,他们受到政治的制约,开始借酒消愁、嗑药保命,希望从这种精神麻醉中寻找到生活寄托。

靖康之耻具体发生在今天哪里,详情是什么?

今天小编和大家分享一下北宋靖康之耻的真正原因及过程。靖康之耻又称靖康之乱,讲述的是在北宋公元1126年间,北方的女真族攻占当时北宋首都汴京(今河南省开封市),并掳走北宋皇帝宋钦宗、太上皇宋徽宗和皇室、宫女嫔妃、大臣等数十万平民的事件,由于此事年发生于宋钦宗靖康年间,因而得名。下面我们一起看看靖康之耻发生的前因后果。

一、靖康之耻发生前宋金关系北宋宣和二年(公元1120年),宋金两国结成海上之盟,商议好的金国进攻辽国中京,而大宋进攻辽国的燕京,事成之后,燕云十六州归大宋,但大宋需将原本献给辽国的钱币过户到金国,而辽国的其余国土归到金国。后来金兵攻破辽国的中京,而大宋二十万军队在进攻辽国燕京过程中大败,后燕京被金国所攻占,辽国君主天祚帝被俘,辽国灭亡。

金国灭了辽国之后,大宋要求金人履行盟约(海上之盟),交回燕云十六州,但金国反指大宋没有按照约定将燕京打下为由,拒绝执行盟约,无奈之下,大宋只好掏钱将燕云十六州买了回来。二、靖康之耻发生前宋朝廷内部形势及前奏当时大宋朝廷宰相王黼以赎回燕云十六州有功而权势渐涨,其与当时太子赵桓不和,并参与皇室内部斗争,阴谋策划立郓王赵楷为太子。

由于右相少宰李邦彦和蔡攸一起排斥王黼,再加上御史中丞弹劾王黼,于是王黼被贬官。这时有人再次劝宋徽宗启用八十岁的老奸臣蔡京,后蔡京被拜为为太师,总领朝中一切事宜,具体事务由其子蔡绦把持,此时的朝廷大臣全部奉蔡京父子的意志办差。公元1123年七月的一天,前辽国将领、金平州(今河北卢龙县)的留守张觉原意献出平州归降大宋,被金国察觉事情败露后,逃至北宋燕山府(原辽国燕京),金国以大宋私纳叛金降将为由问罪,同年八月,金国朝廷内部倾向与大宋和好的完颜阿骨打病逝,其弟完颜晟继位。

三、靖康之耻事件的发生及过程北宋宣和七年(公元1125年),完颜宗望、完颜宗翰以张觉事件为由奏请完颜晟攻击大宋。金国君主同意后,其军队分东、西两路南下进攻大宋。东路由完颜斡离不领军攻取燕京,西路由粘罕领军直扑太原,金国军队一路上势如破竹,东路金兵顺利破燕京后渡过黄河,南下汴京(今河南开封)。宋徽宗见此情景,吓得屁滚尿流,急忙禅位于太子赵桓,成为宋钦宗,改年号为“靖康”。

送徽宗退位,号教主道君皇帝,称“太上皇”。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正月,完颜宗翰率金兵东路军进至汴京城下,因汴京守御使李纲抵抗得力而未能破城。同年二月,又威胁大宋以康王赵构、太宰张邦昌为人质,割让太原、中山、河间(今属河北)三镇议和(即宣和合约)后撤军,同时金人要求赔偿五百万两黄金及五千万两银币以做劳军之用。

金国军队撤军后不久,又派出萧仲恭出使大宋,耶律余睹为监军,宋钦宗认为这二个人都是原辽国的贵族,可诱而用之,以书信一封让萧仲恭送给耶律余睹,使为内应以攻克金国。萧仲恭拿到书信后忙跑回金国将书信献出。公元1126年八月,完颜宗望以此信为由集合军队重新伐宋。金军西路完颜宗翰从大同出发,第二天破宋张灏军于文水(今在山西),随后攻克太原。

东路完颜宗望从保州出发,当天破宋兵于雄州(今河北保定市雄县)、中山(今河北定州),后破宋大将种师中于井陉,取天威军(今河北井陉县),克真定(今河北正定)。经过休整后,西路完颜宗翰自太原向汴京进攻,很快便攻克隆德府(今山西长治),渡盟津(今河南孟津),听闻此消息后,大宋的西京(今河南洛阳)、永安军(今河南偃师东)、郑州(今河南省会)皆投降。

东路完颜宗望自真定向汴京进攻,渡黄河后,攻下临河县(今河南浚县)、大名县(今在河北)、德清军(今河南清丰)、开德府(今河南濮阳);于公元1126年12月攻克怀州(今河南沁阳)并到达汴京城下。靖康二年(公元1127年),因郭京作祟,完颜宗望、完颜宗翰率兵破汴梁城,俘宋徽宗、钦宗二帝。金兵攻陷大宋汴京后,到处烧杀抢掠,奸杀妇女,除金银财物之外,大量掳掠宋朝官员和百姓,其中女性尤多。

根据《瓮中人语》记载:靖康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开宝寺火。二十五日,虏索国子监书出城。次年正月二十五日,虏索玉册、车辂、冠冕一应宫廷仪物及女童六百人、教坊乐工数百人。二十七日,虏取内侍五十人,晚间退回三十人。新宋门到曹门火。二十八日,虏索蔡京、王黻、童贯家姬四十七人出城”。随后,金军押送宋徽宗、钦宗等皇室成员及大臣等数十万人至金国,由此靖康之乱结束,北宋王朝也就此结束。

土司最早出现在哪个朝代?土司对当时的社会有何影响?

土司制度最早出现在元代,在此之前中国封建王朝对少数民族地区管理施行的是羁縻治策。两者在完善程度和具体细化方面虽有区别,但其内涵、治理思想和施用范围等大体一致。一、土司之地的主要内容在以滇黔桂等西南部为主的边疆地区,封建王朝任命当地蛮夷首领为各级土官或土司,土官土司职位的带下,官职和所任职务不可随意废除,经过批准乃可世袭。

如果履职不善或者互相兼并,朝廷当免其职、降职或者治罪。有些地区在罢免土官土司以后,朝廷改派流官管辖其地,史称“改土归流”。朝廷将土司土官的任用,与当地所置的统治机构相结合。在土司任职衙门亦设朝廷派遣的同级流官,基层事务则由土司、土目等低级土官负责。土官土司任职的机构仍有羁縻的性质,但被纳入国家行政系统管理。

土官土司有正式的品秩,有待遇、有权利和义务等方面与内地官吏大体一致。土司土官的职责,包括在辖区清查户口、收取赋税、统领土军、判决纠纷、维持治安与定期朝贡等。土司土官可统率属于国家军队的土军,土军由土官土司所辖的蛮夷壮丁组成。土军主要用于维持地方治安,但也接受朝廷的调遣,有上级土官土司率领赴外地出征。土司土官制度在西南边疆取得了成功,而其关键在于与当地蛮夷社会的特点暗合。

受地理气候环境与动植物资源具有复杂多样性的影响,西南边疆诸族的生产、生活方式复杂多元。诸族长期、居住特定的自然环境,积累了适应当地生活的特殊经验,与居住地的土地和自然资源存在紧密的联系。而另一方面,数千年间外地移民不断迁入,与西南土著民族逐渐融合,使西南边疆文化的类型类似于内地,他们虽然经济发展的水平比较低,但有经济上自给自足及文化类型接近内地等特点。

因此,西南边疆诸族的主要矛盾在其内部,即诸族内部及相互之间谓资源占有和恩怨长期进行斗争,并由此形成盘根错节的利益关系,或者说西南诸族的斗争主要是在本地,对内地的封建王朝,西南诸族势力则多怀有敬畏之心。二、土司制度对社会的影响土司制度对于当时最大的影响,主要是文化认同和政治认同。边疆各族群及其文化与中央王朝为代表的主流文化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

语言、服饰、生活习俗和历史进程等诸多方面与中原地区有着很大的差别,这些差别和差异导致了没矛盾和冲突。不同族群建立了相对独立的地方政权与中央政府讨价还价成为普遍历史现象。但是,他们与中央的关系无法断绝和割舍的,一是历史以来经济文化上的依赖,二世政治军事上的保护与支持,三是各族都有一统天下的雄心壮志,这些都导致了诸族对中央王朝缺乏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

土司制度,恰好就对于这种认同关系的的构建产生了重要的历史影响。土司制度在边疆族群与主流文化的文化认同关系上,是用过历史的几点上升到统一政权下中央与地方的依赖关系。在不同地区与不同族群当中,土司们借助中央政府的文化推广政策,学习、借鉴和改造自己的民族文化,进而发展成为地域色彩浓郁的地方文化,并不断的推广、辐射和延伸。

诸如人们早已认同的广东、广西、湘西、贵州和云南等地的地方文化,没有人质疑他们的中华文化性,更没有人能否定他们的地方性和民族性。以云南为例,土司制度建立后,云南的变化是划时代的。明代以前,云南是以彝、白、傣等民族为主的“边夷”地区,从秦汉以来进入云南地区的汉人,都已入乡随俗,被“夷化”了。土司制度建立以后,广兴学社,各族子弟有机会“举宠学官,教养笛子,使知礼仪,以美为俗。

”加上明代大量的内地汉民迁入,云南逐渐成为了中国传统文化与地方民族文化成功兼容并有强烈地域色彩的“云南文化”。同时,土司制度的政治认同价值是以往任何时代的边疆政策无法企及的。它和以往的边疆政策区别在于它是政府行为的规划性认同建构,是中央和地方都可以接受的政治模式,这个制度产生了两者互补的结果。土司制度给了边疆各个族群以合法的国家地方行政实体地位,他们成为国家行政单位的一部分,任命、升迁、继承和责罚有了严格的制度程序,同时又具有相当的自治权,这一点很重要。

它使不同族权保持了各自的文化和传统,文化认同与政治认同有了良性的互动,逐步衍生了对“国家”概念的初步认识,必须相应担负应尽的国家责任和义务。比如,明朝正统年间,云南麓川叛乱,各地土司响应平叛;嘉靖年间,广西狼兵、湖广土兵在东南沿海抗倭战争中奉命出征,战功卓著。再如 光绪二十六年(1900),云南西部边疆片马景颇族土司左孝臣率众抗击英国入侵,英勇牺牲,使片马终没有丢失。

你知道在什么朝代皇家最喜欢欣赏菊花?菊花对我们民众有何受益?

您好谢邀!菊花在我国有着悠久的栽培历史。早在2500年前的古籍中,就有关于菊花的记载。《礼记.月令》中,有“季秋之月,鞠有黄华”(黄华即黄花)的记载。战国时,爱国诗人屈原的《楚辞.离骚》中,有“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之句。至汉代,菊花又发展到作为药用植物。《本草经》中有“菊花久服利血气、轻身、耐老延年...”的论述。

以上所指的菊花都是以野黄菊为主的野生菊种。从晉代起,人们将菊花作为观赏对象。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及“秋菊有佳色,裛露掇其英”的赏菊诗句,表明菊花已开始在田园栽种,有不同颜色的菊花出现。如白居易、刘禹锡在诗中咏白菊,李商隐在诗中咏紫菊,杜甫、韦庄和肖颖士的诗文中,不仅反映了唐代菊花花色品种渐多,而且说明栽培已较为普遍。

到了宋代,菊花由室外露地栽培发展到盆栽,並能用其他植物作砧木嫁接菊花,品种有了较大的发展。艺菊专著也相继问世。刘蒙的《菊谱》(1104年)问世,是我国第一部菊花专著,该谱记菊36品,分为黄色(17品)、白色(15品)与杂色(4品)等。此后艺菊专著渐多:有史正志的《菊谱》(1175年),范成大的《范村菊谱》(1186年)。

此外,还有沈竞的《菊谱》(1213年),史铸的《百菊集谱》(1242年)记菊品160个以上。元代:菊花专著较少。杨维桢在《黄花传》中记菊136品。明代,菊花又有发展,黄象晋的《群芳谱》(1630年)记菊270种。还有高濂的《遵生八践》,记菊185种,並总结出种菊八法:分苗法、扶植法、土法、浇灌法、捕虫法、摘苗法、雨暘法、接菊法,很有参考价值。

明末清初,日本菊花已经输入到我国,乾隆时,邹小山绘有洋菊图,品种类型甚多。1949年前后菊花品种散失很多,如当时杭州的菊花只存下70多种。1953年上海的菊花也只存下150多种。但后来艺菊事业迅速得到发展,至1963年上海龙华苗圃菊花达1200多种,北京北海公园的菊花则达到1381种。近年更向大型化、专业化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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